那天凌晨三点过后，周明被突如其来的手机震动唤醒。屏幕上闪烁着一个陌生的号码，电话接通后，传来了一个男人颤抖的声音，急促地告知他：你妻子出事了，快来。这一信息伴随着一个地址如重锤敲击着周明的心，他对这个小区并不陌生，熟悉的面孔在脑海中闪现。尽管他没有询问对方的身份，却已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恐惧。挂掉电话后，他在黑暗中静静地坐了一会，窗外微弱的路灯光透过窗帘缝隙洒在地板上，成了一道长长的明亮条纹。他低头审视自己的双手，粗大的指关节上布满老茧，翻来覆去，最终还是决定起身穿衣。

降落在那座熟悉的楼下，他看到停着的两辆警车和一辆救护车，而救护车的闪灯未曾熄灭—生命已然消逝。站在单元门口时，一名警察拦住了他，询问身份。周明回答道：“我是她丈夫。”那警察默默打量了他，最终侧身让开，任他走向三楼。门早已敞开，几个身穿制服的人正忙碌着。他走到卧室门口，凝视着床上安静无声的妻子，她面朝天，眼睛闭合，面庞苍白，嘴唇微微启张。床边坐着的男人，是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年人，穿着睡衣，低头沉默，周明心中一震，隐约认出是镇上开五金店的孙某，他们曾有过几次交往。他定定站在门口，指腹划过门框的木头，心中翻涌，却没有迈步进去。继而转身离开，心如刀绞。

法医的鉴定结果是心源性猝死，周明才得知她平日里一直在服用心脏病药物，而那天晚上与孙某在一起时，不幸发生了。正是在派出所的塑料椅上，周明静静地听着警察将这一切告知他。当问及后事的打算时，他轻声回答：“我不办。”警察对此表现出一丝惊讶，继续追问：“你是她丈夫。”周明坚定地回应：“我知道。”警察无奈地放下笔，“如果你不做安排，那我们只能联系她的娘家。”他微微点头，心里已有了决定。 乐玩lewin

第二天，丈母娘驱车赶来，坐了两个小时的长途大巴，终在黑夜降临时抵达。她手里提着一个旧布袋，袋口紧紧扎着，敲响门后，周明打开了。丈母娘探身过去，眼中满是期待：“我闺女呢？”他沉声回答：“殡仪馆。”听罢，她的嘴唇颤动，问道：“谁来处理？”周明避开她的目光，直视走廊尽头的窗户，冷淡地回应：“没人办，警察让我通知你。”她的眼眶顿时泛红，追问：“你就不办？”他心中无情，只道：“我不办。”丈母娘于是默默转身，愤愤地消失在楼道的转角处。

随后的日子里，丈母娘将周明告上法庭。简短的起诉书要求作为丈夫的周明承担起丧葬事宜，并负责任务。法院立刻受理了此案，庭审在县法院第三审判庭进行。坐在被告席上的他双手搁于膝盖上，目光淡淡地注视着对面的丈母娘，她也早已坐在那里，旁边是那只旧布袋。法官宣读完起诉书后，询问他对此有什么回应。他缓缓站起，语气平静：“我不同意。我妻子在别人床上去世，那个人叫孙某，她与他有过几年的关系。我没有申请离婚，是因为孩子正在上学，我不想影响他的生活。如今孩子已考上大学，她的事情，我不办。”

法庭内瞬时静止。丈母娘收回手，沉默地看着他，嘴唇轻轻动了动，最终站起，声音几乎是低语：“我女儿和你相守了十五年，虽然她犯了错，然而她已逝去，你连她的最后一程都不愿意送？”周明再次坚定，声音冷淡：“她最后一程是和谁一起走的，去问问孙某。”法官见状，敲击法槌示意双方冷静下来。此时他坐回位子，丈母娘也低下头，两人各自沉浸在不言而喻的沉默中，寒意在法庭上弥漫，甚至连空调发出的嗡鸣仿佛也变得刺耳。 乐玩lewin

最终，法院做出了判决。依据《民法典》相关条款，判决周明作为配偶有义务处理离世一方的丧葬事宜，要求他在判决生效后七天内妥善安排。拿到判决书的那天下午，周明坐在自己家中的客厅，茶几上摆放着那只掉了一角瓷的旧搪瓷杯。他轻轻端起杯子，缓缓喝水，唇边传来一丝细微的触碰。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这双经过二十年工地磨炼的手，见证了他的辛勤与努力，如今却因一纸判决书而逼他为一个在他人床上死去的女人结束一切。他折叠好判决书，放在茶几上，心中五味杂陈。

最后，周明决定还是办了后事。殡仪馆那天来的人不多，丈母娘、小舅子，以及从大学请假回来的儿子都在场。他待在告别厅的门口，双手搭在门框上，凝视堂中的棺木，内心翻涌。这副棺木正中间摆放着那只他原本带来的旧搪瓷杯，是她在世时常用的物件。他走上前，在灵前默默为她行了三个躬。走出告别厅时，恰巧与丈母娘相遇，她倚靠在墙边，满脸忧伤，感谢地对他说：“谢谢你。”他微微一笑，淡淡回应：“这是法院判的。”然后转身离去，走廊上的灯管在弱光中嗡嗡作响，映照着灰白的地砖。

古语有云，清官难断家务事。然而，这樁案件却让法律做出了清晰的裁定，却无法解开人心深处的纷争。十五年婚姻至此化为一纸判决，逼迫一个人走出最后的告别，而送别者与被送别者的心情却成了无法言说的秘密。当婚姻沦为了法定的义务，那最后的几个鞠躬，是给予故人的尊重，还是留给活人的交代？人们不禁深思，人生的账，是否真能算得清楚？ 乐玩lewin